有一年，我六岁，妹妹五岁，大晴天，母亲在太阳底下做煤球，母亲把黑色的煤泥堆在一起，像工地上堆好的泥沙一样往里注水，她铲一会煤泥，添一会水，然后一点点分出来，再使那做煤球的长铁工具去吸煤，煤球就一个个圆圆正正地从工具里分娩下来，整整齐齐地立在太阳底下。 母亲没有戴草帽，她只做了一会，全身都是汗，我和妹妹站在旁边，两个人只会傻看，这时有人来卖冰棍，八十年代的时候，卖冰棍的会背着一箱冰棍，里面有绿豆冰棍，有红豆冰棍，还有什么豆子都没有的冰棍，我们看到冰棍箱，十分激动， 我说：“姆妈，我要呷冰棍。” 妹妹也说：“姆妈，我也要呷冰棍。” 我们的同声呼喊让母亲无法无动于衷，她就放下笨头笨脑的工具，歇口气，立在原地，问那卖冰棍的：“好多钱一根？” 那卖冰棍的讲：“两毛五一棍。”她一边说，还一边晃动手里的零钱袋，仿佛那些零钱是某种证明似的。 母亲便翕张着嘴，在太阳下思索起来，她的脸晒得又黑又干，但她完全没有留意这些，她想了好一会，她讲：“一直都是两毛钱一根的冰棍，怎么卖起两毛五来哩？” 那卖冰棍的寸步不让：“我们拿货贵哩，现在涨价哩，全部卖两毛五。” 我可不管母亲和卖冰棍的在较量什么，我只是继续鼓动：“姆妈姆妈，我要呷冰棍。” 妹妹也在一旁搀和：“姆妈姆妈，我也要呷冰棍。” 我们一边说，一边很小心地观察母亲的神色，盼望着自己的攻势会有一点儿成果。 但我们很快便陷入了失落的深渊，母亲毫不犹豫地抓起了做煤球的工具，看也不看那卖冰棍的一眼，她一边去吸煤球，一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两毛钱一根，不要就算哩。” 那卖冰棍的产生了一两分地动摇，她只有十七八岁，戴着草帽，稚嫩的年龄还缺少时光的绝决，她今天生意大概不是很好，冰棍箱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肩上，她在太阳底下犹豫了好久好久，最后她还是说：“只能卖两毛五，少五分钱，我就亏了。” 她仿佛做错事情一样怯生生地讲完这句话，就把零钱包攥在手里，低下头，开始往别的方向走。 她走出十几步远，我和妹妹都已经绝望了，我看看妹妹，妹妹也看看我，我们抓了抓头，摸了摸脑袋，又开始又无辜无可怜地望着母亲。 母亲终于被我们的可怜姿态打败了，她就叹口气，放下那个该死的工具，望着那个卖冰棍地大声喊：“回来回来，买你两根算哩。你看我屋两个败家子，看得我心里不好过。” 那卖冰棍的听到这句话，一步一沉地就跑了过来，她放下冰箱，取开盖子，冰箱口就雾气腾腾的，她说：“要红豆的还是绿豆的。”母亲望了我们一眼，说：“绿豆的。” 卖冰棍的取出冰棍，交到了母亲手里，母亲从身上取出一个手帕，一层层打开，找到五毛钱，她在这五毛钱面前对恃了好一会儿，方把钱交给卖冰棍的姑娘，然后她把冰棍拿在手里，转过身，十分大派着对我们讲： “过来吧，过来吃冰棍。”